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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人物] 余三定:书香怡人——谈藏书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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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湘大学堂 名家讲坛
       (2015年10月29日  湖南理工学院)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书香怡人”。根据我的感受,首先你要藏书才有书香发出来;同时你要读书才能感受到书香。所以,“书香怡人”的内涵我认为就是要藏书、要读书,今天下午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关于藏书;第二是关于读书。
      
       一、关于藏书
      
       ( 一)中国有民间藏书的传统
      
       我国历代以来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民间”是相对于“官方”而言,我们讲“民间藏书”也可以说是指“私家藏书”。因为受讲座时间的限制,“官方的藏书”我今天不讲,就讲“民间藏书”。
       我国著名的学者、散文家季羡林先生说:“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就是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季羡林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还列举了很多论据,季羡林先生所列举的论据我在这里不重复。我现在举两个典型例子(代表),在我国民间藏书历史上特别有成就、特别有影响的就是清代湖南曾国藩的富厚堂,还有就是明代浙江的天一阁。
       曾国藩的藏书楼富厚堂建在湖南的湘乡(旧属湘乡县,现在受双峰县荷叶镇管),我到那个地方去过,是类似北京四合院的那种建筑,大部分建筑用于藏书,少部分作为居住等其他用途。他的藏书最多时达20万卷,我们知道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唐浩明,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唐浩明与曾国藩的文章题目为《编辑·研究·创作——唐浩明与<曾国藩>》。1949年以后,当时因为土地改革所有的房产都归公了,曾国藩的后代有的到台湾去了,有的到了香港,他们走的时候还带了5大箱书籍和资料,现在存在台北故宫,绝大部分留下来了。据唐浩明讲,当地的老百姓说这是地主的财产把它烧掉吧。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一个连长发现了,他说这些书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必须保护下来。他立即向上级报告,就用军用大卡车全部搬到了湖南图书馆,用铁锁把它锁起来。一直锁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想到要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了,才发现存放在湖南图书馆里、保存完好曾国藩的资料。唐浩明当时是岳麓书社的著名编辑,参与了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的工作,唐浩明在参与编辑《曾国藩全集》工作后,撰写、发表了多篇研究曾国藩的文章,再接着创作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曾国藩》,这就是我的文章所说的“编辑.研究.创作”。
       第二个“民间藏书”典型的代表就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它的藏书达30万卷,现在天一阁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成为我们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功能除了藏书以外还包括对藏书的研究、整理、展览,还成为了一个旅游的名胜之地。
      
       (二)岳阳民间藏书风气很盛
      
       现在我的话题要回到我们所在的岳阳,岳阳民间藏书风气很盛,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我们先从古代说起。岳阳这个地方明清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有很多藏书家,最典型的一位叫做方功惠。他建了好多个藏书楼,包括“碧琳琅馆”、“十文选斋”、“玉笥山房”、“传经堂”等,他自己出版了很多的著作。方功惠是岳阳人,由于他的父亲在广东做官,所以后来他也在广东做官,他的藏书楼也建在了广东。他的儿子、孙子都继承了他的藏书事业,只是有点遗憾,他的孙子把他的20万卷藏书通过海路运到了北京。运到北京以后,1900年庚子之变发生,他们的家族也败落下去了,他的孙子就把这些书散掉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捐给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叶昌炽(1849—1917)《藏书纪事诗》中有一处写到他在北京的琉璃厂看到盖了方功惠藏书印的书。本来是想买很多书回去的,但是因为身上的钱很少,最后只买了五六部书。这个记载印证了方功惠的部分书在北京失散。方功惠有很多的藏书印,据说有数十方,比如说“书癖”、“碧琳琅馆藏书印”,还有一枚特别有意思的印叫做“好书到手不论钱”,表现了一个读书人对书的真正热爱。
       当代的岳阳也是书香很浓的一个城市,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岳阳当代经常举办有关藏书的重要活动。比如1999年,岳阳市举行了评选十大藏书家的活动,十大藏书家被命名为“巴陵藏书家”(岳阳旧称巴陵),我本人也有幸被评为“巴陵藏书家”。我告诉大家,1999年评选的时候,我藏书量在岳阳市只是排在第四还是第三,其中最多的是一位退休的同志,入围的中间还有农民。2011年又评选了八位“岳阳藏书家”,我本人也有幸入围了。
       其次,岳阳当今是一个书香很浓的城市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经常举办有关读书、藏书的讲座活动。我也参加过很多讲座活动,谈读书和藏书。我这方面的第一次讲座就是在我们学校演播厅即现在这个地方,讲稿被我们学校当时的团委书记陈超文老师整理以后发表在《云梦学刊》,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我的演讲录音整理稿能被《新华文摘》转载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特别高兴的事。我记得我在岳阳市图书馆做演讲的时候,主办者没有特别进行组织,就是事先在网络上发了一个消息,读者愿意来的就来。那天我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回答问题二十分钟,总共两个小时。当时由于座位不够,有几十个人是站在后面听完的,包括一些老同志和一些小孩。我还到岳阳楼区、岳阳市委中心组(市委中心组第一讲是他们给我出的题目“读好书,做好官”,第二讲是请省纪委的同志讲,第三讲请中纪委同志来讲)等处做过讲座,还到我们湖南理工学院所在的社区做这个方面的讲座。
       第三,岳阳当代也有不少民间藏书家。这里重点介绍何光岳、邹光忠两位。
       何光岳(1935-2015)先生,岳阳县人(母亲为汕头人),他的藏书楼不建在岳阳,但他的藏书是从岳阳起步的。还有一位是邹光忠先生,他不是岳阳人但他的藏书楼建在岳阳。何光岳在湖南社会科学院内建了光岳藏书楼,藏书总量达11万册。我讲两个他藏书的故事给你们听:文革期间他就开始藏书,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工作、他的爱人没有工作,有几个小孩,家里很困难。有一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家里没有任何东西,他爱人借了钱让他出去买点肉来,他上街买肉的时候看到了书,结果他把买肉的钱全部买了书。那天晚上他很晚才背着书回去,他爱人见到又背了一袋书回来,知道买肉的钱没有了,痛哭一场。还有一次,他到常德出差,在地摊上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很好但是很贵,他要买但是没有钱,他身上最值钱的是一件手工织的毛衣,就跟卖书者说我拿这件毛衣跟你换书行不行,卖书者一看这个毛衣还蛮新,于是便同意了,这样他就拿毛衣换了那本书。好多年后我问他当时冷不冷,他说冷还是冷,只是拼命抵抗冷吧。我开玩笑跟他说,你心里肯定是热乎乎的。
       邹光忠(1935年-),新化县人,他为什么把藏书楼建在岳阳呢,他说岳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岳阳有藏书的传统,所以他在岳阳建了自己的藏书楼“积微书屋”。早年他没有钱买书,就到收破烂的店子里去,那里的书他觉得有用的就买下来,那里的旧报纸他也有选择地买下来,回家做剪贴本,他做的报纸剪贴本有几十个。收破烂的人收到一本书认为邹光忠可能要,就主动跟邹光忠联系直接卖给他。后来邹光忠经济情况改善后也买书。邹光忠不但藏书,而且写书,他编写了一部四百多万字的《世界节日大辞典》,很荣幸我们湖南理工学院的“读书节”、“科技节”等都被他写到书里面去了。早些年广东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书,要他把书稿带到广东去,当时他的书稿全部是手写稿(我曾经看到他站在书稿旁边的照片,书稿叠起来比他这位高个子的身高还要高),他就选了一部分书稿拿纸箱子装好。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邹光忠春节期间坐火车到广东去,坐的是平时运煤的闷罐子列车,车厢非常拥挤,每个小站都停,人越来越多。他觉得有可能要出安全事故了。他是军人出身的共产党员,觉得不能不管不顾,为了站得高一点他就站到了纸箱子上,要大家听他的指挥,不要乱挤。车厢里乱糟糟的,结果他自己被挤下了箱子,没有任何办法回到箱子旁边。最后到了广州火车站,旅客都下完了,邹光忠才跑到他的箱子旁边。这时邹光忠才发现箱子已被踩烂,稿子被一本一本从里面抽出来丢到地上被人踩得乱七八糟。他对我说估计是有小偷以为他装了一箱金银财宝,结果拿出来都是纸,一生气就乱扔到地上。堂堂七尺男子汉的邹光忠当时竟然在车厢里抱着被踩烂掉的稿子嚎啕大哭起来。过了好长时间有一位警察巡查,看到邹光忠在哭,就跑去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丢了很多的稿子,是我写的书。警察说我还以为你丢了钱,丢了这个东西还哭什么?这说明并不是大家都愿意闻书香,邹光忠的这种感情和表现只有真正喜欢书的人才能理解。
      
       (三)南湖藏书楼及其四个方面的功用
       我是岳阳人,我也爱书,我也藏书,我在此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南湖藏书楼。
      
       1、南湖藏书楼的概况和特点
      
       “南湖藏书楼”这五个字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沈鹏先生题书的 。沈鹏先生现在八十多岁,如果说商业需要找他题字、写标牌至少是两万块钱一个字。这样算起来“南湖藏书楼”这几个字至少得十万块钱,我请他给我题字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这是文化事业,一分钱不要。开始我以为他讲客气,后来拿字的时候我给他送润笔费,好像装了5000块钱吧,他坚决不要。他家住在王府井附近,我就跑到王府井买了两瓶茅台酒和两瓶酒鬼酒(当时加起来不过一千多元)再送回去,他知道我是诚心诚意感谢他就收下了,我们将沈鹏先生题书的“南湖藏书楼”刻在大门口。
    南湖藏书楼是四层的一座小楼,总建筑面积是960㎡。南湖藏书楼建成以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文化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北京日报》等都发表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这里转述的是发表在《人民日报》(2010年12月30日)的《南湖藏书楼印象》(作者潘刚强)。该文开头是这样写的:南湖藏书楼共四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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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9-22 11:33:10 | 显示全部楼层
    该文最后一句话写道:“一座藏书楼点亮了天下读书人的梦想。”上面这张图是藏书楼三楼的书库,下面这张图是南湖藏书楼二楼的书库。接下来是藏书楼大门口、三楼的会议室兼书房。南湖藏书楼建成以后也得到了不少的表彰、支持和鼓励,我们湖南省文联挂了一个牌子叫做“文艺惠民服务基地”,北京大学团委挂了牌子“燕湘学社”。其中我觉得尤其珍贵的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的“书香之家”,这是我国政府在藏书读书方面的最高奖。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学者给南湖藏书楼题词,所以我个人写了一篇《学人乐题南湖藏书楼》发表在《光明日报》(2011年3月17日),包括著名作家王蒙,著名美学家、雕塑大师王朝闻,著名书法家沈鹏等数十位。岳阳籍的美术大师周令钊(今年96岁了),他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像的作者,他设计了三套人民币,周令钊先生给我的藏书楼题了楼名,还写了一句话叫“快乐读书”。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李元洛给我题了“湖宽堪作砚豪挥万字,楼阔好藏书富压百城”。上联是说南湖很宽阔,可以把它作为一方砚台,毫挥万字。我也出了两本关于南湖藏书楼的书,第一本是《南湖藏书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二本叫《南湖藏书楼纪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我还请北京大学著名的学者、《北京大学学报》前主编龙协涛先生撰写了《南湖藏书楼记》。《南湖藏书楼记》发表在《人民政协报》,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间有三句话可以作为我们共勉:“以书为友,以书为乐,以书为生。”看我们各位能不能做到。
      
       2、南湖藏书楼四个方面的功用
      
       现在的南湖藏书楼实际上发挥了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藏书。南湖藏书楼收藏的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收集了其他方面的、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我收藏了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的一本书,是他的题签本。还收藏了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赠送的书(属于自然科学)。我在这里将有特色的几套书介绍一下,第一套是南京大学出版社赠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计201卷,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总编辑金鑫荣两位先生赠送的,总定价是6900块钱;还有一套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赠送的《共和国作家文库》,共计80部,总定价是3900块钱;我个人收藏了四套《鲁迅全集》,其中两套是我自己购买的,有一套是上世纪30年代出的第一版《鲁迅全集》(影印本),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还有一套《鲁迅大全集》是鲁迅的儿子编的,通常的“全集”是编年的,但《鲁迅大全集》打破常规按文类来分卷。如按文学作品、日记、学术作品等等不同文体来进行分卷。南湖藏书楼设有两个特色藏书室:一为“题签本珍藏室”(室门有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家、书法家杨辛题书的“墨缘书香”),专门收藏著者的题签本;二为“北大版典藏室”(室门有杨辛题书的“燕园翰墨”),专门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收藏的北大出版社的书主要是三个来源;第一是我自己购买;第二是北大出版社赠送;第三是有一些著者在北大出版社出了书以后题签送给我。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导师、著名美学家叶朗教授送给我一本《美在意象》,他在扉页题了三句话:“追求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
       二是,读书。我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书香之家”以后(原计划全国评1000家,后来评了900多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又从900多家中选出10家要《光明日报》派记者采访,发表专题报道。南湖藏书楼是其中一家。《光明日报》的记者杜羽专程来南湖藏书楼采访后写了篇题为《读书的风景》(载《光明日报》2014年5月8日)的报道,南湖藏书楼不但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及我们全家人读书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了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的我的许多朋友(包括一些中小学生)阅读的地方。杜羽的报道《读书的风景》中写道: “‘我藏书不是为了搞收藏,而是为了读书、为了我的学术研究。’余三定说,曾经有学者希望将自己的理工类图书捐赠南湖藏书楼,被他婉言谢绝,原因只有一个:藏书楼空间有限,只能收藏主人感兴趣、想阅读的书,而不能让书成为一种摆设。”
       三是,谈书。台湾学者高希均提出“新读书主义”:“身心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室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这说明“谈书”也是“读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的朋友来南湖藏书楼谈书,这些来谈书的朋友让我十分感动。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先生若干年前来就想来看南湖藏书楼,但是没有空。五年前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他从北京坐火车卧铺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岳阳。到岳阳以后的上午就到我的藏书楼谈书,下午参加别的活动,吃晚饭以后又坐火车回北京。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书磊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福建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书磊到岳阳调研的时候,在长沙时就提前和我联系,要来看南湖藏书楼。他那天是上午到,下午在市里开座谈会,晚上他就带着秘书及中央党校的一位干部等一起来南湖藏书楼。李书磊14岁考进北京大学,是有名的才子、大学者。他到我的藏书楼参观后,我们就坐下来聊天,聊了很长时间的书,这就是“谈书”。那次特别有意思,他走到我专门收藏报刊的报刊室,看到了10卷本的精装《战略与管理》,他眼睛一亮,满面笑容,一定要我拿出来给他看。我说你怎么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原来他早年是该刊的执行主编。然后我说你给我题个词吧。他的题词特别有意思,也很容易记:“2013年3月16日,夜访南湖藏书楼,见此合订本,分外亲切。”我觉得特别有趣、也不同有意义。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先生(现在澳门大学)两次到我的藏书楼来谈书。第一次谈书以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万卷藏书皆自得——参观南湖藏书楼》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2010年4月11日)。那个文章还配了照片,他给我题了联“万卷藏书皆自得,南湖月色不须赊”,因为李白的诗有“且就洞庭赊月色”写南湖。黄维樑在这篇散文的开头写道,我们这些读书人时间一长家里书就多了,多了以后就书房里有书,卧室里有书,客厅里有书,到处有书。像洪水泛滥遭了灾一样,“书斋”居然成了“书灾”。遭了灾就要救灾。然后,他举了不少“救灾”的办法,最后他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我一样建藏书楼。他的文笔也很好。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副教授柳春蕊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南湖楼外的因缘》,他应该有十多次到我的藏书楼来谈书,他家是江西的,暑假寒假经常要先到岳阳再回江西。有一次,他晚上八点钟多在岳阳下车,九点多钟到我的藏书楼,我们两人谈书到十一点多,他到宾馆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第二天他坐早上六点钟火车去长沙。还有一次时间更短,前后只有两个小时,他就直接到我办公室谈书。今天的社会,一方面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是个功利社会,同时还是个娱乐至死的社会。我们日常生活中谈论较多的是什么?官员谈升官,老板谈发财,老板不仅谈发财还在谈迷信,有的人就谈打麻将,有的人谈炒股。我不是说不能谈这些,这些可以谈,但不能把这些变成我们(特别是知识界)的主要话题,更不能把这些变成我们的全部话题。我喜欢打篮球,有一次打篮球,我投进去一个三分球,旁边有一位朋友大喊“好牌”,引导观众哄堂大笑。我希望在座的朋友,特别是同学们见了面多谈书。
       四是,开小型研讨会。南湖藏书楼建了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建的,后来因征地拆迁,第二次是2006年建的。正式开始启用是2010年3月21日。第一次研讨会是2010年7月13日,北京大学团委的负责人带领北大的博士、硕士举行“《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研讨会”。南湖藏书楼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是2010年10月23日至24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旭日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武汉大学这个会本来是已经定好了在武汉的一个宾馆里开,就在筹备期间,会议的召集人、著名学者麻天祥老师到岳阳来有事,到南湖藏书楼看了,他就说要把他的会议移到南湖藏书楼来开。参加会议的人主要是武汉大学哲学的全体老师,还有少量北京大学的、西北大学的、湖南大学的等等。我说你到这里来开你们太麻烦了,再加上我这个会议室不大。他说我个人意见是要到你这里来开。麻天祥老师回去后派出两位青年老师再来实地考察,那两位青年老师一走进藏书楼马上跟我说,余老师就是这个地方了。后来他们在武汉包一辆大面包车开过来,头一天下午到达岳阳,第二天一整天在南湖藏书楼开会,第三天的上午看了岳阳楼,下午就离开了。这张图片上的研讨会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在南湖藏书楼开会,研讨的题目是 “关于故宫学及其发展”,郑欣淼当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做“故宫学”,《南湖藏书楼》序言有两篇“代序”,其中一篇是我爱人朱平珍教授写的,另一篇就是郑欣淼先生写的。郑欣淼先生知道我建了南湖藏书楼(那个时候还没来过),题写了一首诗,然后写了一封信连那首诗寄给我。后来我问他把那封信作为一篇“代序”行不行,他欣然应允了。郑欣淼先生还有一点,他自己出的所有的书都题签赠送给我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读书与生活”这次座谈会,与会的嘉宾有一位先生叫邵东方,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主任,世界级的学者。他有一次到北京来开会,他不认得我,他提前要他在北京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蒋重跃先生跟我联系好,他就把他的行程做一个调整专门赶到南湖藏书楼来开了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除了邵东方以外,还有台湾的学者,还有蒋重跃先生,还有河北的学者。
      
       (四)藏书的意义
      
       藏书的意义很多,我个人把它主要概括为四点:
       2014年1月21日, 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随笔,叫做《藏宝不若藏书》(《新华文摘》2014年第7期转载),我在该文中认为藏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是藏书帮助培养早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帮助学者打下坚实的学识功底。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在一篇散文中就讲到,他为什么后来做学问做得比较好,他是1954年出生的,文革期间他读了不少书,他父亲是一所师范学校的老师,有很多藏书。他说,当年他就看到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王瑶的一本书。他就想着王瑶这样的学者见一眼都不容易,没想到后来成为了王瑶的博士研究生,荣幸之至。陈平原的阅读习惯和学术兴趣就是那个时候渐渐培养起来的。
       二是藏书能帮助学者更好地完成具体的学术研究课题。胡适多方面的学术成就,特别在早期于《水浒传》的版本研究方面很有成就。原来大家都以为《水浒传》只有70回本,后来胡适发现还有120回本等多个版本。胡适很有意思,当时他把这些版本全部收藏了,但在发表相关论文之前,连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也不给他们看。鲁迅研究阮籍、嵇康也是在收集了多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三是藏书帮助学者更好地怡情养性,享受生活的快乐,领略人生的美好,感受生命的魅力。蔡元培有一副对联: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怡人性情。我请北京大学的书法家卢永璘教授书写了挂在藏书楼,今天上午王鹏先生一行去藏书楼的时候,对那副对联特别感兴趣。这幅对联的意义和境界在于并不是把读书看得很功利。 明代诗人于谦诗《观书有感》,认为读书能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对书像老朋友一样。李元洛(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写了篇文章叫《上有天堂,下有书房》,李元洛老师我补充几句,他太太段老师是学数学的,是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退休的老师,学数学的老师认为数学方面的书有几本就可以了,但李元洛老师则是几十本、几百本、几千本、上万本都不够,他送了五千多本书给我。一方面送给我,一方面又去买,所以段老师就限制他不让他买,就让他没有私房钱,严格管理。余光中先生见面都跟他说,你怎么把我的元洛老弟管得这么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老师还是不断买书。
       四是藏书同时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做贡献。胡绳是著名学者,我们党的理论家,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做过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他于1995年将自己的14478册藏书全部捐献给他曾经做过地下工作的襄樊图书馆。过了两年以后他到襄樊图书馆去看,襄樊图书馆把他的书专门设立“胡绳藏书室”。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文章,现在网上还找得到。说胡绳看他的书的时候,跟他的工作人员讲:“我的书放在这里发挥了它的作用,我现在的感觉好比是为我的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婆家一样高兴。”记者接着写道:胡绳慈爱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女儿”们的身上,那个时候胡绳已经八十多岁了。
      
       (五)有关藏书的两个小观点
      
       观点之一,就是对藏书比较少的人、对不是为收藏而藏书的人(藏书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收藏而藏书,收藏者自己可能并不看,是为后代或为社会收藏;另一类而是为读书、为研究而藏书,像南湖藏书楼这样的),我有一个忠告:就是家有藏书赶快读,不要把书放在家里做摆设。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叫某甲,家里藏了一本书非常好、非常有收藏价值,他把书当作宝贝一样收藏,但是没有读过。后来,他的好朋友某乙借了那本书去,认认真真地读。某乙读完那本书后好久都不还给甲。某甲找某乙要,某乙就说没借某甲的书,说这本书本来就是他自己的。某甲见讨要不回来,于是就告到县太爷那里去了。县太爷审案时把他们两个人召来,他先问某甲:你说这本书是你的,你说说看这本书写的什么东西啊?某甲什么都不知道,某甲说他只是收藏而没看。县太爷接着问某乙书里的内容,某乙因为认真看过,对内容清清楚楚,熟悉得很。县太爷于是判定说:自己的东西最熟悉了,这书肯定是某乙的,就判给某乙了。某甲虽然气愤但也无可奈何。某甲和某乙两人从县衙门一出来,某乙就主动把书还给某甲了,并说:这本书是你的,书还给你,我不是要你的书,我是告诉你,自己的书你要读,你藏在家里不读有什么意义呢?原来某乙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去刺激、触动一下某甲,促使某甲读书。
       观点之二,就是借书要还。很多人借书不还,我也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也是两个好朋友,甲的书被乙借去了,甲不好意思找乙要,但在心里则是耿耿于怀。有一次甲被乙请到家里去吃饭,吃完饭后,甲到乙的书房去随便看看,在多个书架的书中,甲一眼就看到了乙借他的那一本,他先是眼睛就盯着它看,然后从书架上抽下来反复翻看,爱不释手。那个乙也大方,他说:这本书你这么喜欢那就送给你去吧!此时的乙根本不记得这本书是自己从甲那里借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乙借书不还并不是故意不还,而是不记得了。借了钱为什么晓得还,人们认为钱很重要。而借书往往不记得,可能是受了“孔乙己”的影响吧。所以我特别提出这一点。其实书某种意义上比钱还要重要。我有一位中文系的同事兼好友,借了我的书好多年不还,我记忆力也算可以,尤其在书方面的记忆力更好一点。时间长了我找他要,他说还给我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还的,他说不记得什么时候还的,他家里没有了就说明是还给我了。又过了四五年,他打电